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提出，发展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的措施，通过互联网+医疗更好满足群众需求。对“互联网+医疗”大家当然不陌生，而对隐藏在这一字眼背后的诸多信息可能并不十分了解，本期我们邀请相关专家为大家聊聊他们眼中的互联网与医疗。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顾雪非： 改变大家讨论很多问题的前提

 

  探索“互联网+健康医疗”新模式，对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和质量、提高资源匮乏地区的服务可及性等方面有重要作用。从长远看，“互联网+健康医疗”带来的变化有两个。一个变化是传统医患关系的改变，这种变化是从“点”到“线”变化。由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智能设备的发展，医患双方的关系有可能变得连续化、不间断、智能化，患者在将来会更多参与到疾病管理与治疗过程中，不再是简单的被动式参与。另一个变化是大数据对医学的影响。基因科学、数字医学的发展，将会带来更加精准、个性化的医疗服务。这种改变会是医学模式的深远变革，会改变我们讨论很多问题的前提。

 

  互联网医疗的发展，需要服务项目逐步标准化、规范化，需要在政策法规方面划定出清晰边界，对个人隐私应有充分保护，还需得到支付方（社会医疗保险、商业健康险、公共财政等）的支持，否则难以健康发展。

 

  温州医科大学杨永梅：

 

  基础投资应由政府主导

 

  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发展顺应供给侧改革趋势，有助于促进群众健康需求，降低健康交易成本，推动健康产业发展。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发展不仅增强了群众“自主健康”体验，还带动了移动医疗市场的快速增长。但实践证明，民间投资的项目要么需要具有垄断性吸引，要么就是容易收费，2014年我们提出要通过PPP投资基础设施，最终落地的项目非常少。医疗健康大数据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低，回收周期比较长，而且具有较大的外部性，所以必须依靠政府来主导。根据《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卫生部门将推出611亿元预算应用于全民电子健康系统工程，这实际上顺应了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趋势。

 

  上海市白玉兰远程医学管理中心戴继红：

 

  远程医疗需要“底气足”

 

  截至去年底，上海市卫生系统的对口支援已经在云南、新疆喀什、西藏、四川都江堰、湖北夷陵、重庆万州、青海果洛等七个地区共69家对口支援单位建成了远程医学点，为这些受援单位开展了远程会诊、远程专科诊断、远程病例讨论、远程专题讲座、远程医学教育等多项远程业务。总结近十年的远程医疗工作，发现这些对口地区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医学检查手段落后。在会诊过程中，上海专家要求医院给病人做相关检查，很多基层医院缺少检查设备，无法开展一些必要的检查，使诊断缺乏必要的依据，无法达到明确诊断的目的。

 

  药品目录过于陈旧。很多县级医院的药品目录还停留在同类同效药物中比较低端的水平，临床效果比较差，副作用相对较大，病人服用后达不到较好的治疗效果，使上海专家的治疗方案无法实施，会诊效果不佳。

 

  受援单位病源严重缺乏。由于一些县级医院科室设置不全，医生数量严重不足，导致很多疾病无法在县级医院医治，在岗医生只能开转诊单让病人到上级医院去就诊，病源严重流失，医院没有有价值的病例可以做远程会诊。

 

  受援单位业务水平严重不足。很多县级医院在建成远程医疗站点后设备一直搁置一旁，闲置不用。县级医院的医生和上海三级医院的医生业务水平差距太大，没有办法和上海专家在业务上进行无障碍交流，导致县级医院的医生缺乏向上海专家提请远程会诊的勇气。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融媒体中心张 驰：

 

  善用互联网的知识分享优势

 

  一直以来，互联网所代表的数据发掘与整合的能力，可以极好地弥补我国在医疗服务领域长期累积形成的信息沟壑，进而提升整个医疗产业各环节的工作效率、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事实上，优秀的技术服务商在这方面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

 

  不过，阻碍医疗服务效率和质量提升的，并不仅仅是数据沟通的短板；我国现阶段普通民众的医疗知识水平偏低，也使得正常的诊疗很容易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干扰，并最终损害到整个医疗体系的权威和效率。因此，互联网不仅应该从技术层面提升医疗服务效率、改善医疗服务环境，还应该充分发挥其在知识传播方面的特长，通过高质量、接地气的内容产品，尽可能普及医学知识，进而为整个医疗体系的有效运作提供思想认知层面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