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一个名为魏则西的年轻生命的逝去，在身后掀起了滔天巨浪。生命尽头，如何抉择？医学何为，医生何为？在5月23日在京举行的 “追问生命尊严：医学的使命和关怀”座谈会上，来自业内外的相关专家齐聚一堂，共话生死，期待引发全社会对生命与死亡的尊严、医学的使命与临终关怀的深思。

 

  圆桌嘉宾

 

  顾 晋：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

 

  鲁 白：“知识分子”主编、清华大学教授

 

  白岩松：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刘晓红：北京协和医院老年科主任

 

  刘端祺：陆军总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

 

  何 维：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主任

 

  罗点点：“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创始人

 

  唐丽丽：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主任医师

 

 

 

  我们为医学进步欢呼时也要看到其局限性

 

  顾 晋：现代科技飞速发展，极大提高了医学的水平。人们对于生命和健康的追求，也因为科技和医疗水平的提高而趋于无限。但从根本上说，医学是有限的。我们在为医学进步欢呼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局限性。尤其是在一些恶性疾病面前，医学并不具有起死回生之力。对此，医生常常是无奈的，但我们提供给患者的医学服务应该永远是温暖的。在生与死的较量中，医生需要冷静、理性、客观，但更重要的是，将技术与心术融合，在有限的医学中拼尽全力。

 

  鲁 白：医学的进步使很多过去无法治愈的疾病可以得到有效治疗，科学家把新的研究发现发表后，科研成果也往往受到媒体关注并得以更广泛的传播，这给公众形成科技昌明、无所不能的印象。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科学在基因编辑技术、干细胞技术、组织工程技术三个方面的进展可以使我们对攻克疾病更有希望，但这些技术也都存在伦理问题。生命从生到死是生物学周期，无法从根本上抗拒。从一个生物学家的角度看，我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生老病死、传宗接代，超越这两条，就是抗拒自然。

 

  白岩松：医学是科学不是玄学，绝大多数疾病无法治愈，死亡是生命必然到达的终点。我们需要对公众进行死亡教育，改变大家“好死不如赖活”的传统认知。我是蒙古族，对蒙族人来说，死亡并不可怕，人走了就是回归自然。《道德经》讲“出生入死”，说的是人从一出生便奔着死亡去了。一个人对死亡如果没有更深刻的认识，纵使学历再高，这种教育也是有缺陷的。

 

  死亡要多谈，谈得多了自然也就免疫了

 

  刘晓红：在医学已无能为力时，如何劝说患者理性看待生命的逝去？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公众进行生命教育。生命教育要从幼儿抓起，在全社会推广，让全社会对死亡有正确的认识。医疗应当以人为本提供人性化医护照料，目标是延长人的健康预期寿命，最大限度提高患者及其家人的生活质量。

 

  刘端祺：歌德曾说，死亡是一种伟大的平等。死亡也是一位伟大的教师，因为死亡让我们知道生命的可贵，珍惜当下。死亡教育在医学教育中也很缺失。在跟不少医学生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也没想过死亡的问题，也都畏惧死亡。死亡教育不仅要在医学生当中进行，对医生也要多谈谈死亡，这样，他们才能在患者需要时更好地伸出援手。

 

  白岩松：在生命尽头如何抉择？怎样才能走得更有尊严？这需要对医生、告别者、告别者家属、围观者四方面做工作。告别者的理想状态是清醒地告别，其自身意愿得到尊重。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清醒的告别过程，当患者突发疾病迅速进入无意识状态，此时需要患者亲属作出决定。这当中，患者家属只有在信任的基础上才能接受医生的理性告知，否则就总想再赌一把，把成功救治的小概率期望放大到100%。更难做的是围观者也就是公众的认知改变工作。最近我在读余华的书，其中他提到自己是医家子弟，小时候，经常在夏天跑到家对面的医院太平间，躺到床上纳凉。因为在医院见多了生死，即使是小孩子对死亡也并不感到恐惧。我们现在还是忌讳谈论死亡，其实，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多谈，死亡谈得多了自然就免疫了。

 

  唐丽丽：医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我们不仅缺死亡教育，还缺少爱的教育。共情、同理心需要从在校医学生就开始培养，医学里要有爱的教育、生死教育。我曾经遇到一位晚期乳腺癌多处转移的患者，她一见我就痛哭不已。我询问得知，她不害怕死亡，害怕的是7岁的女儿今后孤苦无依。面对这样的患者，医生能做什么？生命会逝去，但爱一直都在。我们帮助她尝试用给女儿写信的方式学会活在当下，1个月后，我们看到她重新露出了笑容。

 

  对末期病人的关怀是医疗实践、医学教育的一部分

 

  何 维：安宁疗护关系到患者的生命质量和医学的价值取向、社会的文明进步。在前不久政协举行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就围绕安宁疗护进行了专题研讨。专家们提出很多好的建议，包括安宁疗护要逐步纳入公共卫生保障范畴；安宁疗护机构倾向于设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从事安宁疗护的人员提供特殊行业薪酬保障；在安宁疗护的标准、规范制定中，行业学会要发挥作用；政府部门要制定相关政策，如纳入医保、医疗费用调整等。

 

  刘晓红：在老年科，我发现很多老年患者最后表现都是疼痛、乏力、营养不良，都需要对症处理。我们提倡对这些老年患者实行缓和医疗。尤其是当老年患者的生命期不到半年时，更需要的是安宁疗护。这需要政府提供保险政策的支撑，医生、护士上门照料有医保支付，可以让患者避免与亲人分离，提高终末期生活质量。在患者生命的最后两周，由专门的小分队一对一照护，照顾晚期患者及其家属。

 

  刘端祺：我们需要把死亡的知识、理念传达给公众，要移风易俗，让公众在健康时就有生前预嘱等理念的表达。其实，死亡不可怕，让人害怕的是临近死亡的绝望、无助。在尽力提高经济水平和医疗技术的基础上，帮助终末期患者为自己的死亡尊严作出决定，实现死亡的自由与平等极其重要。

 

  罗点点：生前预嘱是推广安宁疗护的必要环节。我们的“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成立以来就办了一件事，推广生前预嘱。如果通过医疗技术，死亡可以无限期延长，那生命的意义也就无法体现。生前预嘱并不等同于不给科学和医学一展身手的机会，而是为患有绝症的、濒死的患者在面临临床困境时提供帮助与慰藉，使其能获得自己所想要的有质量的、有尊严的死亡。现在，我们绝大多数人对生命质量开始重视，临床医生也意识到对末期病人的关怀是医疗实践、医学教育的一部分。生前预嘱强调的是尊重患者本人的个人意愿（而非家属或单位的意愿），包括患者临终时想要什么样的医疗照护，不想要什么样的治疗。

 

  从全球生前预嘱的推广情况看，美国已经通过专门的法律，保证生前预嘱能够实现，如果医生和患者家违反了患者本人意愿，进行插管等治疗，不管是出于爱还是其他原因，法律都要追究其责任。从中国国情、文化心理上看，在不违反现行法律的前提下，推广生前预嘱也具有可操作性。

 

  在生前预嘱的推广中，我有一个深深的感受，那就是人人都想知道死亡的事情，对死亡充满了好奇。我相信，好死善终一定会在经济、科学、人文共同进步的背景下得以实现。